od体育官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结构与效益-经管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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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问题难以回避：一是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度，二是财政4万亿投入是否适当。针对一些高速公路低使用率的现象，部分学者、管理部门认为地方ZF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这种观点缺乏可比 ...

　　研究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问题难以回避：一是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度，二是财政4万亿投入是否适当。针对一些高速公路低使用率的现象，部分学者、管理部门认为地方ZF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这种观点缺乏可比、权威的数据支持，而取得全面、系统的数据是研究的难点，进而对判断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度造成困难。此外，在转轨体制下，从ZF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熨平经济波动的角度出发，财政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是必要的。虽然从现在看4万亿投资计划有不少改进余地，但当时的决策者无法预知不采取政策干预的后果。从数量上看，4万亿综合起来其实只有11800亿，加上2000亿地方债，并且分2年执行。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财政经常性资本预算支出大约几千亿，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只比经常性预算支出大约多了几千亿。

　　制定4万亿计划是因为当时大规模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无论管理部门还是政策研究部门心里没底，只希望尽快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国曾使用扩大ZF支出办法刺激经济。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两种政策工具相比较而言，我国在使用扩大财政支出政策上的实践经验更丰富。因此2008年底中央决定尽快扩大支出，希望各种项目尽早开工、尽快建设、尽快发工资，让农民工尽快领工资回家过年。由于当时对金融危机的后果估计不准确，政策出台过于匆忙，从现在看当时的政策存在许多可改进之处。

　　从所有制结构上看，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总体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占投资比重大幅度往下降，非国有主体占投资比重大幅度提高。国有及国有控股占投资比重从2003年64.3%下降到2011年的35.6%。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国有投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目前绝对比例值还是非常大。电力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比重下降较多，从2003年88.3%下降到76.3%，其他道路、航空、水利、公路设施下降幅度都不大。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仍是国有控制，特别是电信、金融等行业，从而更有利于国有部门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各方面的影响。虽然从每年流量上看总体国有投资比例大幅度下降，但从存量以及产出规模上比较，国有部门的规模比原来扩大许多。且2008年底扩张性财政支出给民间资本投资带来更大压力，因此国进民退的说法也有其道理。

　　在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仍然较大，但总体上投资逐渐往中西部移。单个行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地域的分布与地方经济、人口、地理等因素密切相关。铁路投资在四大区域分布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西部、东部、中部和东北部。由于地方财力问题，东部地区铁路投资比重仍较大，但其比例正逐渐降低。九十年始中央曾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口号，十多年来国家加大了西部、东北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倾斜力度。总体思想是尽管不同地区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但希望不同地区和民族最终所享受到的公务服务应是均等的。

　　财政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变动有重要推动作用。在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下，内地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从1985年不到1/3上升为2011年的60%，对内地投资的所有制结构形成非常大的影响。西部和中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改善了投资环境，带动了城镇地区民间投资向中西部转移，其中的时滞大约是6-8年。目前民间投资增速较高的地区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内地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大幅度提升。十一五期间内地投资的年均增速30.3%，东部为20.5%。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有多方面特点。从规模上看，基础设施投资比重随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变化在15.5%-19.5%之间波动。所有制上看，非国有投资比重有所增加但幅度有限，重要行业仍以国有投资为主。行业投资的区域分布上，道路、公共设施以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部为序，反映了地方财力差异与中央ZF西部大开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意图。在行业投资占区内投资比重上，道路、公共设施以西部、中部、东部为序，反映了地理因素差异、区域投资政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意图。总体上看是公共投资向西部倾斜特征明显。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目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从技术性角度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挥效用的周期长，如何超前尺度从规模上把握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二是如何科学设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内各行业比例，使之最大程度发挥结构效益。三是如何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在区域开发中的作用，如何分别核算其短期和长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四是如何突破现有的投资格局，改变基建项目的所有制结构，引入民间投资。五是如何惊醒基建项目的资金计划、项目决策与项目建设管理。以上这些问题根本在于我国缺乏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效益保障的基础设施投资体制和机制，而提出转轨进程中可行的技术性方案是解决问题的难点。

　　基础建设投资解决方案的原理已有不少讨论。公品投资资金来源相当一部分来自公共财政，公共品的投资决策无疑需要公共选择机制。老百姓的公共需求怎么发现？是专家草拟方案由管理部门决策吗？这种做法是缺乏效率的，其根本还在于建立公共选择机制以达到化科学化决策的目标。目前文章对基础性原理讨论较多，但缺乏技术性方案。公品决策机制怎么建立，公共需求选择机制怎么完善，这些问题都需要政策研究者提出基础性、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长周期的特点加大了基建项目评估的难度。小基建项目建设周期大约2-3年，大型骨干基建项目3-5年。如果加上前期准备，大型基建项目的建设周期可能需要5-8年，甚至更长时间。发达国家基建项目建设周期并不比中国短，但更严格控制项目立项、准备工作更充分、项目管理更细致。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量巨大，不可能等着体制完善以后再安排公共投资。好的技术方案是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保证基础设施投资和产出水平大体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这也是政策研究者长期关注并希望有所突破.「经管之家」APP：经管人学习、答疑、交友，就上经管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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