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体育官网科学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里程碑

　　今年10月份由我国承办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5届大会暨科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就是通过了由中国专家参与起草的《西安宣言》。今天，国家文物局、西安市政府和光明日报社在这里共同召开座谈会，目的是就如何正确、全面地理解《西安宣言》的内容，并将其理念和方法同我们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作相结合，使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与国际保持同步发展。同时也希望，作为西安宣言的诞生地，中国能够在落实推广方面发挥积极的带动作用，并在实践中对其进行发展和完善。

　　吴良镛（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西安宣言》的发表有两层意义：一，它是第一次从理论上比较完整地阐述和推行保护文化遗产的环境；二，它是环境意义上的发展，过去谈环境是指“环境工程”，主要着眼于工程学或是技术层面，后来进一步发展到人居环境，现在ICOMOS提出文化遗产环境的保护，包括文物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等等，这是人类文明对待环境的更高认识。所以我觉得《西安宣言》中遗产环境的保护并不仅仅是对文物周边，而应该引申到是对文化提出重视，尤其是文化环境，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环境更是我们应该爱惜的。

　　另一方面，《西安宣言》展扩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涉及领域，开拓了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过去就文物论文物，把事物本身的面貌弄得比较窄，现在提出来文物保护不能局限在已有的方式、概念，还要拓宽和发展。文化遗产保护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国际理念的发展。这就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不应是教条的。

　　周干峙（两院院士、建设部高级建筑师）：历史给我们以智慧，历史给我们以重要的经验教训，没有经验和历史人类就没有文明。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不可能重复，从科学意义上来讲，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只有靠遗物等把各种信息传递下来，因而要把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保存下来。很明显，保存局部和片段不行，很多东西是整体的，整体性越强认识的程度越深，科学性越强，所以现在把文物保护扩大到环境概念上来讲是一大突破。

　　第二点，我们国家是高密度发展，城市如此，乡村如此，自然环境也是如此。由发展造成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避免地来得剧烈，破坏得多，只有懂得了环境和这些遗产的重要性，才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文物，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避免像现在这样成片成片地拆除历史街区的现象。

　　谢辰生（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西安宣言》的出台是恰在好时。为什么？因为现在非常需要这么一个宣言，这个理念的出台正是我们现在客观需要的。第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用这个宣言指导实践的很好机遇，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正在面临着城镇化的现实，最近一再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道路。

　　同志在9月底有一个讲话，说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一定要坚持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基本国策，要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还强调必须坚持以规划为依据。这几句话对我们今天宣传、应用、实践《西安宣言》是有利的。过去我们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千城一面，现在如果城镇化当中再来个千村一面的话恐怕就更糟糕了。《西安宣言》正好赶上这个坎儿。城镇化当中怎么样把我们的理念提出来并且应用，这是很重要的。乡土建筑文化遗产很丰富，有些地方保留得很好，这里凝聚了我们祖先多少年的智慧，所以特别需要保护。在这么一个城镇化的大潮面前有宣言作为理论武器实在是太好了！

　　单霁翔（国家文物局局长）：《西安宣言》表明了现代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应该从文物本体扩大到对其环境及环境所包含的一切历史的、社会的、精神的、习俗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活动。当保护的理念和保护范围得到科学拓宽的时候，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就将更加有效，这就像在遗产周围搭建了一个牢固的保护屏障，其作用不仅是更好地保护文物本体，而且有利于保护遗产环境中的动态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从而巩固和增强遗产本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近年来无论是文化遗产保护部门还是建设部门都在文化遗产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在文化遗产周围设立保护区，设立缓冲区，设立建设控制地带，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今后应该借宣传和推广《西安宣言》之机更加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性内涵，将环境纳入遗产保护的范围，综合考虑有效的保护。

　　我有三点初步设想：一是继续健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在“十一五”期间重点安排涉及文化遗产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编制。二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研究编制。三是努力创造条件，确保大遗址等重大文物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近期争取通过启动和实施重点项目，完成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示范工程，通过这些示范工程对《西安宣言》进行宣传。

　　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文化遗产的文物大国，我们文物环境的保护涉及的地理范围广、部门多，环境也极为复杂，经费需求很大，受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人口膨胀、资源分配等因素的影响也大，因此我觉得贯彻《西安宣扬》应该更加着力于在实际推动方面。

　　苟天林（光明日报总编辑）：我们特别注意到在《西安宣言》这份历史性的国际文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环境”一词，它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对人类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环境、现实环境、文化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等等。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受到国际同仁的关注、赞扬，现在这些经验用一份带有重大意义的宣言――《西安宣言》凝聚起来，这是我们的骄傲。

　　发展是当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主题。我们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逐步走入了“科学发展”、“又快又好的发展”这样一种高层次的境界和道路。作为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立足知识界、面向全社会的媒体,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日记、学术日记,光明日报理所应当对党和政府就文化遗产保护所作的巨大努力予以宣传,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关注,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予以报道,这是光明日报的性质、职责和特色所决定的。

　　张柏（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进入21世纪，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给古迹遗址及文化景观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各类新兴建筑和工业设施无法遏制的膨胀和扩张使得文化遗产，特别是遗产环境所承担的压力和风险日益加大。随着周围空间不断被吞噬和破坏，遗产所代表的历史价值也日渐剥离。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保护遗产周边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以往对遗产环境概念认识的局限性。因此，近些年来，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在研讨和实践文化遗产环境的保护。众多的经验教训使人们深深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球范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西安宣言》正是这种时代要求的产物。

　　乔征（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西安宣言》以西安命名，是国际组织对西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充分肯定，是对西安市委市政府和西安人民半个世纪以来所付出巨大代价的高度赞扬，更体现出各方面对西安今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满了信心，寄予了厚望。

　　西安是中国的西安，也是世界的西安，保护好西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存中华文明发展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就是保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物质和文化基础。西安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些成功实践，基本形成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西安模式,那就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和谐相处的模式。这个模式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保护与发展的和谐统一，文化本体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自然景观与历史景观和谐映衬。西安将以《西安宣言》的发布为契机，加大对西安古城的保护。

　　石兴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西安宣言》解决了世界范围内古迹遗址保护的理念问题。从《威尼斯宪章》发表到今天的《西安宣言》，这一共识的取得经历了40年，来之不易啊。它是时间成熟、认识成熟、形势成熟的产物，适应了全世界的需要。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不仅是对遗产本体的维护、保护、修复，更重要是对文化进行了保护，是对有形的实物的保护扩展到对无形的文化保护，也就是从短期保护延伸到长期保护，只能这样，才能实现从躯体的保护到灵魂的保护，才能彻底解决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王景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原总规划师）：《西安宣言》将文物更加完整地定义，除了文物本体的保护之外，还扩大到了它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一些非物质遗产、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和体会。比如，中国的历史建筑都非常注意与环境的结合，而且充分利用环境表达原来建筑的设计功能和设计意图，像北京的颐和园、天坛，其设计就是和环境一体，颐和园借景西山和玉泉山，显然是被环境充分吸纳，这是中国园林里面借景的重要概念。在天坛街上看到的只是天坛非常雄伟的屋顶，然后就是蓝色的琼楼，表现了人和天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保护天坛和颐和园的时候，都对周围环境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严格划定了缓冲区。

　　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上，中国有很多历史建筑都有著名的文章描绘，很多文章是根据楼的存在而继续流传，很多楼也恰恰是因文章而名声大作，这些都是需要保护的。

　　郭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听到《西安宣言》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很振奋，因为过去国际宪章中没有用中国城市命名的。同时确实觉得这是里程碑式的文件，是对于国际文物保护的一次推进。下一步是我们能不能力争成为实施《西安宣言》的典范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严峻的问题。因为我在具体工作当中感觉到很多东西听起来非常莫名其妙，但是它就被写进了某一个城市的规划大纲。比如，听说恭王府北边规划要开一条穿过什刹海的大。